《緬甸街的三條路》
從課堂閱讀到日常步行的城市民族誌
這週在課堂上閱讀關於「行走」的理論時，我突然開始用另一種方式重新理解這段每天重複的步行。
本週的兩篇閱讀都以日常行動中的「行走」作為理解城市空間的重要切入點。在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，Michel de Certeau提出「walking in the city」的概念，認為城市空間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背景，而是透過使用者的日常行動被不斷實踐與重新書寫。行走者透過繞道、選擇路徑、停留或穿越不同街區，使既有的空間秩序產生新的可能性。城市在此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由無數日常軌跡構成的「空間敘述」。
然而，Brian Morris在文章中也提醒，文化研究往往過度浪漫化這種日常行動，過早地將其理解為一種「抵抗」。他指出，實際的城市行走往往涉及更複雜的社會關係與制度條件，例如社群、身份、組織與經濟因素，而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「弱者對抗權力」的二元模型。
閱讀這些討論時，我不斷想到自己今年搬到南勢角華新街尾宿舍後，每天步行到南勢角捷運站的經驗。從宿舍到捷運站大約需要二十分鐘，途中會經過幾個不同的街區，而我其實有幾條不同的路線可以選擇。理論上最短的距離必須穿越俗稱「緬甸街」的華新街，這條街在政府的文化政策與地方文化再現之下，被形塑為「南洋美食街」，也是許多人對這個地區最主要的印象。
然而，早上的緬甸街通常聚集許多吃早餐的人群，在街上聽到的語言多半是緬語或雲南話，店家的招牌也常是中文與緬文混雜。對我而言，這條街既熟悉又帶著一種微妙的距離感。因為在那裡很可能不經意遇到來自緬甸的長輩，我平常反而不太會在早上選擇走這條路。只有在時間比較充裕，或特別想念家鄉食物時，我才會刻意繞到那條街去吃早餐。
大多數時候，我會從宿舍旁的小巷避開緬甸街，穿過市場走向捷運站。這條路線會經過一個公車站牌，如果剛好公車要進站，我有時也會直接搭公車去學校，而不是搭捷運再轉車。如果騎腳踏車，我則會從後方繞一大圈。那條路的街景又呈現出另一種面貌：更典型的台灣住宅街區，零星分布著基督教會、寺廟與住宅。有一次我與一間教會的人聊天，他們說之所以會來這個地方，是因為這裡有很多寺廟與各種「信仰」，因此希望能來「拯救」這個區域。這樣的說法也讓我意識到，同一個地方其實被不同的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。
在這段日常步行中，我逐漸意識到南勢角其實呈現出多重城市面貌。對很多人而言，「南勢角」幾乎等同於「緬甸街」這個文化符號，但當每天實際走過不同街區時，才會發現這個地方同時包含市場、公車站、夜市街、住宅巷弄、宗教空間與移民社群的生活場域。
在這個區域中，不同族群在台灣這個主流文化之下逐漸建構出各自的文化街區。緬甸街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：在台灣的城市空間裡，出現一條彷彿「複製」自另一個國家的街道景象。對於沒有實際到訪過的人而言，很難想像在台灣會存在這樣的文化地景。然而，這些細微的文化差異與城市紋理，往往只有在步行穿越這些街區時才會被感知。
同時，南勢角本身也是新北市相對邊緣的區域之一。這裡的人口組成與經濟條件往往更接近社會中的邊緣群體，包括新移民、勞動階級與收入較低的居民。街區老舊的建築、狹窄的道路以及行人需要與車輛爭奪空間的街景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區域在城市治理與資源分配中的邊緣性。
從 Certeau 的觀點來看，城市規劃往往以抽象的整體視角想像城市空間，但實際的城市生活卻是在日常行動中被不斷實踐與重新組織的。每天從宿舍步行到南勢角捷運站的過程，也逐漸讓我看見這個城市空間中的多重層次：移民社群建立的文化地景、宗教團體對地方的不同詮釋，以及城市邊緣區域所呈現的社會與經濟不平等。
然而，我的經驗同時也印證了 Morris 對 de Certeau 的提醒：這些日常行走並不一定能簡單地被理解為某種「抵抗」。我避開緬甸街並不是為了對抗某種權力，而是與個人情感、社群關係與時間安排有關。同樣地，選擇在某些時候走進那條街，也是一種對家鄉味與文化記憶的回應。
因此，步行不只是移動於城市空間中的交通方式，而是一種能夠揭示城市差異與社會關係的感知方式。透過每天重複的行走，我逐漸理解城市並不是單一的文化景觀，而是一個由不同群體的日常移動與實踐不斷重構的複雜地景。這些在步行過程中才逐漸浮現的差異，也提醒我們，在看似平凡的日常路徑之中，其實隱藏著多層次的文化與政治關係。
我寫完上面的段落後，獲得老師的回饋：
你好像要提到另外一種銜接（articulation），即社區組織，如在地商會、同鄉會、社區發展協會等跟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文化處/部的關係。其實，抵抗理論的最大盲點，可能是此理論二元化民眾/在地與官方的關係，但如gramsci提到的霸權一樣，官方需要在地的妥協與合作才能產生或引用勢力，這樣看來，銜接不只是實踐、論述與主體性之間，也是構成「大眾」、「菁英」與「中央」的重要媒介。
為了進一步回應老師的想法，我開始思考還能補充哪些具體的細節。過程中，我突發奇想，決定試著用 AI 將腦海中的畫面具象化。因此有了以下的回應，並附上我嘗試生成的示意圖：
在每天往返宿舍與南勢角捷運站的步行中，我逐漸意識到，不同路線其實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感官經驗與身體狀態。這些差異不只是地理距離的不同，而是一種透過行走才能感知的城市層次。
第一條路線是從宿舍旁的小巷進入市場。剛走進巷口時會先遇到一間包子店，空氣中帶著蒸氣與麵粉的味道。再往前走，味道開始變得混雜：水果與蔬菜的清甜氣味逐漸出現，接著是肉攤較為濃重的氣味。聲音也隨著路徑逐漸變化，從巷弄的安靜轉變為市場裡叫賣與交談聲交錯的混響。當穿過市場中心時，人群開始擁擠，行走速度變慢，身體與他人的身體偶爾會互相摩擦。直到走出市場、回到較大的道路時，會在公車站牌附近聞到一股非常強烈的臭水溝味，這股味道往往成為這條路徑最鮮明的感官標記。
第二條路線是直接穿越華新街，也就是俗稱的「緬甸街」。在這條街上，氣味與聲音的變化與市場不同。沿著街道走過不同店家時，空氣中會飄散著各種緬甸料理的味道，例如油炸香料、咖哩或湯麵的氣味。
這條路線的行走方式也明顯不同：由於街上障礙物很多，例如停放的機車、擺在店門口的桌椅或人群聚集的空間，行走時必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，不斷調整步伐與方向。身體在這條街上呈現出一種緊繃與專注的狀態。
第三條路線則是往山邊繞行的一段道路。這條路的感官經驗又完全不同。靠近山區時，空氣中帶著潮濕與泥土的味道，有時還會聞到附近菜園清晨施肥後殘留的糞水氣味。空氣中常帶著一種濕潤的水氣。在這條路上行走時，需要注意的則是交通與行人的突然移動，例如公車經過時帶來的風壓，或是老人家突然從巷口走出來。身體在這條路上呈現的是另一種警覺與閃避的節奏。
從Michel de Certeau的角度來看，這些不同的步行路徑其實構成了一種日常的「空間敘述」。城市規劃所提供的是固定的街道與交通系統，但行走者透過每天的選擇——繞道、避開某些街區或刻意經過某些地方——重新組織這些空間的使用方式。我的日常步行並不是沿著單一的最短路徑，而是在不同情境中不斷調整。
然而，這些行走經驗也顯示出Brian Morris所提出的另一個重要觀點：行走並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一種「抵抗」。我避開緬甸街或選擇穿過市場，並不是在對抗某種城市秩序，而是與個人的情感、時間安排、身體感受與社群關係有關。換句話說，行走是一種在不同社會關係與感官經驗之間被不斷調整的實踐。
同時，這些不同路徑所帶來的氣味、聲音與身體感受，也讓我意識到城市空間並不是抽象的結構，而是一種透過身體感知逐漸展開的環境。正如Brian Massumi所討論的「情感（affect）」概念所指出的，日常行動往往包含著難以完全被語言或符號描述的強度與感受。市場裡的擁擠、緬甸街的氣味、山邊潮濕的空氣與突然出現的車輛，都是透過身體在行走過程中逐漸累積的經驗。
在這樣的日常步行中，城市不再只是地圖上的街道，而是一個由不同氣味、聲音、社群與制度力量所交織而成的複雜地景。透過這些每天重複的行走，逐漸能看見南勢角這個地方在移民文化、地方經濟與城市邊緣性之間所形成的多重面貌。
補：如果進一步從 articulation 的概念來思考華新街（俗稱緬甸街），在步行的過程中我其實會看到許多不同組織留下的痕跡。例如街上可以看到「商圈協會」、「歸僑協會」、「文化工作室」與「議員服務處」等招牌。這些看似普通的標示，其實代表著不同層次的組織如何在這個區域中參與地方的經濟運作、文化詮釋與移民身份的管理。這些組織同時也構成地方社群、政治人物與政府治理之間的重要連結媒介，這些民間組織同時也成為政府治理這個區域的重要對口，透過彼此之間的協商與妥協，共同形塑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街景樣貌與都市更新的節奏。
若從老師提到的Antonio Gramsci「霸權」（hegemony）的概念來理解，這個區域的形成權力並不是單純由官方自上而下地施加，而是透過地方社群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逐漸建立。例如在我參與在地文化工作者的導覽過程中得知，政府在將華新街建構為觀光商圈時，曾提出一套標準化的招牌設計，希望整條街呈現統一風格。然而這種設計並不適用於當地店家多語言的招牌文化。在商圈協會與歸僑協會的反映之下，這項統一招牌的政策最終被停止。
因此今天走在華新街上，可以看到一種非常有趣的視覺層次：街區中段仍保留著較早期的多語舊招牌，而後段較晚進駐的店家則出現較新的、多語的現代風格招牌。這種看似雜亂的街景，其實正是不同制度、組織與社群協商之後所留下的痕跡。